高层罕见会晤印学者：印度人不懂历史错把中国当敌人

　　【导读】当地时间10月23日，中印领导人时隔五年再次举行正式的面对面会晤。而此前，中印双方刚宣布就边境问题达成了解决方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对媒体表示，这“为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恢复到2020年前的水平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印将来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关系缓和的背后，如何理解印度近年来对华策略的转变？中印友好合作存在哪些利益共识？

　　印度学者Ganesh Prasad认为，过去，印度站错了队。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反思了过去印度被西方一再利用导致其文明衰落的历史，还提出一种值得深思的新策略：与中国结盟共同应对西方。作者分析，西方声称自己是印度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将支持印度对抗来自中国的“扩张主义”威胁。但事实上，这是西方再次上演“分而治之”的老把戏，目的是阻挠亚洲团结一致，以及打压区域内大国的竞争性崛起，因此必然不会承认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超级大国的地位。要想实现文明复兴，印度应将中国视为重塑文明国家的典范，与中国结盟并密切合作，确保欧亚大陆的文明能重新崛起，再次占据全球的一席之地。这一战略转变不仅关乎印度命运，更决定亚洲未来的繁荣与安全。

　　对于当前国际局势，作者甚至提出，东方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西方使用“分而治之”策略：如今以美英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正出现裂痕。如果印度能为中俄站台，那么欧洲就会更有勇气对美决裂，从而削弱美国，挫败美遏制战略。

　　本文编译自Medium APP，原题为《印度人不懂历史 或 印度怎么样才可以夺回其文明天命》，转自“南亚研究通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如果你的钱包被偷，你会立即发现并感到愤怒，但如果百万财富被悄悄转移，而你却不知道这是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即使损失要大得多，但你仍会傻傻满足于当下，不知道你本能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西方告诉印度“中国是偷包贼”，却不说自己才是转移遗产的大盗，而可悲的印度到现在都没识破西方诡计。

　　大多数印度人，即使是那些自认为精通时事的人，大多都对印度文明史一无所知，连分析人士、评论员和政策制定者也不例外。这种无知将极度影响印度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本文将揭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揭示复建印度文明叙事过程中遭遇的阻碍，还将揭示这种文明叙事究竟能提供什么启示。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对印度外交政策乃至印度文明未来都至关重要。

　　从外部观察印度的人，往往难以理解这一个国家当前所处的方位和未来前进的方向——他们在印度身上既找不到一个自信国家应有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也看不到一直上升的国家财富和综合国力。

　　印度潜能尚未开发，经济发展仍受束缚，人口红利有待发掘，社会仍因为贫困和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大多数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上糟糕透顶，与邻国争端长期悬而未决，而老盟友疏离远去，但新盟友又难以取悦，周边和全球影响力又遭遇系列挫折。

　　这些坏因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这艘航船在地缘战略的大海不断颠簸，似乎永远无法成为社会进步和谐、经济繁荣发展、外交影响深远的世界强国和国际楷模。

　　我认为，印度不断让人失望的最终的原因在于，印度人不了解历史。印度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文明，然而今天的印度人却无法用宏观文明叙事来指引方向。文明叙事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历史观，即把事件置于自洽的时空背景内，并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印度人似乎只了解两种历史。

　　一种是学校教科书中的历史。这种历史提供了相对中立的事件编年史和人物传记，但未提供宏观背景以解释这些事件如何塑造印度人，以及这对印度未来意味着什么。这种历史提供了一系列事实，确实具有学术性，但却难以指导实践，不禁让人疑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另一种是对历史的简单化模式化解释的意识形态叙事，例如学说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等。这种叙事往往采取单一视角——例如，阶级斗争或宗教身份之争——而忽略其他叙事角度，其唯一目的是实现特定政治目标。实际上，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鼓励思想极化以推动社会动员。这种叙事当然具有号召力，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反噬性。在追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人为制造的敌人和内部分裂会撕裂社会。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叙事与有助社会团结、社会赋能的文明叙事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前印度亟需的文明叙事应以事实为基础，广泛包容多学科的知识事实，如地理、遗传学、社会经济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等，致力于全方位展现多种因素怎么样影响印度人的发展演变，构建他们的价值观，赋予他们独特优势和力量，并解释历史带来的各种机会和限制将怎么样影响他们的未来命运。

　　凭借对文明叙事的共同理解，印度领导人和广大民众将知道怎么解读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印度要做些什么才能增进自身利益。然而，可悲的是，世界上还有六分之一的人仍不明白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一步：随便找一个自称精通时事的印度人，问他们“当今哪个或哪些国家对印度威胁最大？”答案要么是中国，要么是巴基斯坦，或者两国结合。

　　第二步：问他们，“谁应该对印度文明的衰落负责？”他们的答案一般是入侵者，其次是英印殖民帝国，而影响较弱的第三大原因则是西方化/全球化等当前趋势。

　　第三步：问他们，“西方是印度的朋友还是敌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西方，但由于中国是印度和西方的共同威胁，他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结盟不可避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以概括这种观点。

　　第四步：问他们，“怎么看外部势力对印度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他们可能会举出历史上贾伊金德（Jaichand）和米尔贾法尔（Mir Jafar）的例子，但如果把各种阴谋论排除在外，他们却很难举出哪怕一个涉及当代印度的例子。

　　这种典型答案暴露出印度人对文明历史一无所知。我为何需要这么说？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这一点，但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古老文明，在历史上共存千年。在1962年战争前的这数千年中，这两个文明间是否曾发生任何过一场有历史记录的冲突？而1962年冲突又是因何而起？不是历史仇恨，也不是根本利益的冲突，更不是资源竞争，而只是划定边界的分歧。当前仍然具有争议的这块土地并不肥沃，既不适居，也没有特别丰富的资源，只是荒凉的山区。此外，争议领土面积在两国土地总面积只占微不足道的部分。

　　不言而喻的是，从历史和地理的宏大视角看，两个富有古老智慧的文明古国不应让一场近期关于一小块干旱土地的争端连累双边关系。然而，今天大多数印度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印度满怀敌意。仅仅由于这场关于几千平方公里荒芜地带的争端，中印两国几千年和平共处的传统，突然被难以消弭的猜疑和敌意所取代。

　　这种情况是不是让人感觉到很荒谬？这就像两个60多岁的表兄弟，平常关系友好但并不亲密，却因为一支铅笔而产生的小误会，在短短一周内就突然疏远对方，并还确信彼此都不值得交往，且人品堪忧！

　　关于中国的案例其实只是印度人缺乏文明视角解读历史的众多例子之一。这也正是一些原本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情况最后落得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文明叙事将如何帮助印度避免走向希腊式悲剧？印度人对上面这样一些问题还能给出什么其他答案。

　　为了避免与现代印度民族国家混淆，我将使用“泛印度文明的”（Indic）而不是“印度的”（Indian）来指代这个文明。这种南亚、东南亚十几个其他民族国家共享印度文明根源，他们都是泛印度文明的一部分。

　　喜马拉雅山脉是泛印度文明北部边界，将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隔开。青藏高原是除极地地区外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库，为向南流动的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等泛印度文明至关重要的河流系统提供水源。喜马拉雅山脉也孕育了向北的河流，这为另一个文明提供发展条件。这个文明恰好也在地理处于孤立地位——它西边是广阔的沙漠，北边是贫瘠的冰冻荒地，东边是海洋。这就是独立发展而来的中华文明。

　　因此，从地理角度来看，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及其冰川水系能够同时培育，并分隔两个独特的文明——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因此，这两个文明的历史大致相同，从远古时代都维持了庞大人口，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与泛印度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受到地理、人口、基因、文化等因素影响。它在地理也并非完全孤立，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入侵和统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也试图将外部影响融入自身丰富的文化中，而且外族统治者引入的创新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已存在3000多年，甚至是4000年。两者地理位置相近，但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隔开。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的几千年里，两者之间接触稀少，更没有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冲突。菩提达摩可能曾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中国传播佛教。法显和玄奘可能从中国来到印度，记录下他们那个时代的印度。一些茶叶和香料贸易可能也通过陆地和海洋零星进行。然而，除了这些有限的互动外，东方两大文明在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接触。他们可能不是朋友，但一定不是敌人，更没有威胁彼此的生存。

　　然而，重要的是，在除去最近三个世纪的长历史时期内，中印两大文明共同贡献了超50%的世界GDP和约50%的全球贸易，各自做了一半左右的贡献。几千年来，由于大河形成的肥沃冲积平原，这两个文明孕育着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催生出的繁荣社会又反过来促进文学、哲学、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进步，是它们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文明的标志。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规模、独特性、财富繁荣、文化丰富某一种意义上都是由各自地理因素所决定。然而，两者的命运却两三个世纪以来却出现重大逆转。

　　印度是如何衰落的？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指出，始于公元700年左右的入侵浪潮摧毁了泛印度文明的原始特征，开启其衰落之路，而随后到来的欧洲殖民者则加速这一衰落进程。

　　然而，如果我们不用宗教文化视角，而是从文明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问题时，结论就会截然不同。历史上，印度曾遭受三个统治者的入侵——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撒马尔罕的帖木儿、波斯的纳第尔沙阿。他们都大肆掠夺次大陆的财富并将其运往回国。毫无疑问，这些入侵者的所作所为确实破坏了印度文明。

　　然而，印度绝大多数的统治者并没有掠夺印度的财富并将其运走。相反，在他们的统治下，次大陆的财富和权力大幅暴涨。这些统治者选择留在印度并建立本土政权，其实已归化为印度人。1583年的阿克巴统治下的帝国远比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英格兰富裕和强大。而阿拉乌德丁卡吉尔（Alauddin Khilji）击退蒙古大军进攻，使次大陆避免了被征服和艰难复苏的命运。次大陆的大多数统治者不非入侵者和掠夺者，而是捍卫者和建设者——文明接纳吸收了他们，他们因此对它效忠而不是对它破坏。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印度统治者都是仁慈和明智的，有些人残忍暴虐，往往在宗教上缺乏宽容。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统治者都在泛印度文明的地理边界内推进了的国家利益——印度与教接触并没有削弱其自身实力，反而在几个世纪中，成功将教元素吸收和融合到自身文化中，并作为一个复合文明继续发展和进步。

　　重要的是，虽然印度教徒将教的影响视为对主流印度教文化的“污染”，但文化却没有削弱泛印度文明，反而大大增进了泛印度文明的实力。

　　从经济财富到军事力量，从行政结构到运输和通讯，从农业到哲学，从美食到艺术都可以找出诸多例子。文化融合比“纯种”社会带来更多财富和成功，而印度作为一个融合社会也不例外。雅利安人、希腊人、释迦人、贵霜人、匈奴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都已融入泛印度文明，而次大陆的教只是泛印度文明遭遇的新元素而已。

　　除了偶尔的入侵，泛印度文明实际上通过与文化融合而发展至更高层级。事实上，就财富、权力、活力而言，教并未中断泛印度文明持续前进的步伐。这个例子其实是文明叙事与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分野——文明通过吸收外来影响而发展自身，因此是动态，并持续演进的；而意识形态专注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纯洁观，倾向于杜撰历史，拒绝接受文化的流变。

　　最终结果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统治，印度1700年仍贡献全球GDP的24%。因此，最后导致印度文明没落的不是，那会是谁？

　　答案显而易见。有且只有一个国家将印度从一个古老、富裕、自豪且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的国家变成一个可怜的“第三世界”国家。须知的，印度1947年独立时仅占世界GDP的3%，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

　　尽管泛印度文明在其存在的数千年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雅利安人入侵到教出现，但英国殖民统治在其历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的节点。它中断了泛印度文明的持续演进。现在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难以理解这段文明史。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保持平等关系是，既不敌对也不过度友好。在中国眼中，印度不是一个朝贡国，而是一个平等的文明国家。

　　泛印度文明和文明——包括波斯、突厥、蒙古、阿拉伯文化——之间关系的特点是适应和融合，两者相互交往催生出“次大陆教”文化，它既是印度的，也是的。印度没有成为国家，因其绝大多数人口仍是印度教徒，但文化却融入了次大陆的泛印度文明。教的苏菲派与次大陆有着深厚的联系，苏菲派也影响了大多数南亚追随的教巴雷尔维派。有趣的是，世界上无另外的地方的（或其他人）说乌尔都语，这种语言为次大陆所独有。同样，莫卧儿建筑和美食也是次大陆独有的。因此，这两种文明在同等程度上相互影响，并产生丰富而独特的复合文化，并增加了泛印度文明的层次。

　　与先前平等文明间的互动相比，泛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始于英国人的到来，之后泛印度文明的地位就开始迅速下降，而西方文明成功占据主导并显示出强烈的剥削性。英国人掠夺了他们想从印度获取的任何东西，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文化、美食、词汇等适合他们的元素。英国也因此受到印度影响，但这不是平等的互动。

　　平心而论，由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泛印度文明在许多方面的确取得进步，例如改善妇女（尤其是寡妇）地位、认识种姓歧视的危害、推广个人权利意识——这些可以说都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另外，建立印度宪制和法理所定义的现代印度民族国家、普及英语以及形成总体上的“现代”思维方式，都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

　　然而，英国殖民以及东西方间的权力不平衡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不幸的副作用，使生活在泛印度文明中的人们产生深深的文化不安全感。直到今天，印度人（和其他南亚次大陆人）对西方文明仍显出一种自卑感和优越感交织的情结，其中的缺失感与沙文主义交替出现。

　　印度教民族主义混合了文化不安全感、历史积怨、替罪羊理论、夸大过去成就、企盼快速获得成功，这种思潮大行其道体现印度人有多渴望得到接受和尊重。这种渴望贯穿所有阶层，包括受过教育的精英。印度人对文化安全的平衡感尚未找到，而且可能永远都找不到，除非泛印度文明以其独特性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重新在世界上舞台斩获一席之地。

　　稍后将讨论如何实现这种圆满大结局，让我们回过头更详细地研究印度文明的衰落。

　　我们可以回顾印度文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英国殖民者开始加强在次大陆统治的时刻，看看东西方权力天平如何从阿克巴大帝和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朝不利于印度的方向逆转。

　　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是令英国欣慰的巧合。在此之前，英国甚至算不上欧洲强国，而法国、普鲁士是传统的陆上强国，而西班牙是海上强国。在英国1588年在海上击败了西班牙，并于1815年在陆上击败法国之后，从此跻身欧洲强国，随后又跃升为世界强国。

　　通过挑拨离间和隔岸观火，英国一步一步控制印度全境。不受英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受土邦王国的名义统治。事实证明，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非常成功，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使整个印度文明落入殖民者手中。

　　印度被称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并不是对其伟大文化的尊重，而纯粹是衡量印度对帝国的经济利益。在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利用其最富有的殖民地印度的原材料推动本土工业革命。印度煤炭、铁矿石、木材、棉花为英格兰工业城市提供发展动力。这不是贸易，也不是公平的购买。印度公民（1857年之后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并未因为提供这些资源而获得任何补偿。

　　恰恰相反，英国的印度臣民甚至要向王室纳税。直到今天，印度公务员系统中的初级官员还被称为“收税人”（collectors），这体现出英印殖民官僚体系的剥削本质。英国人在印度修建的公路、铁路、港口大部分时候并不服务印度人的利益，只是为方便英国从印度攫取自然资源，为其工业革命服务。

　　此外，英国为印度制定关税制度，以确保英国在印度工业产品领域的垄断，并使英国出口商品获得比本土产品（盐税即为著名案例）更有竞争力，同时抑制印度投资工业领域。这些措施不仅使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导致经济严重萎缩，使印度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全球竞争力。

　　正是由于英国的全面殖民掠夺，印度在短短两个世纪内，从富有和荣耀沦落为赤贫。经济学家Utsa Patnai估计，按照2017年价格计算，英国劫掠印度的规模达45万亿美元。而英国恰恰利用这些物资跃入发达国家行列！

　　可以说，英国是踩着印度的头上往上爬。“王冠上的宝石”已被榨干，落入贫困和落后的境地。

　　印度被洗劫一空，伟大的文明、经济财富、文化自尊都所剩无几。然而，奇怪的是，今天的印度人对英国却没有敌意。印度人自豪的将自己的后代送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并且很高兴的展示他们游览英国时的照片。他们也毫不介意花30英镑进入伦敦塔，看看当年英国人从他们祖国偷走的科依诺尔钻石。

　　今天许多印度人却只对和中国敌意满满，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印度的统治者和中国对印度文明造成的伤害，在英国面前简直是九牛一毛！

　　印度教的叙事利用历史恩怨将宗教身份政治化，从而使印度人对抗印度人。这种意识形态在激发热情和赢得选举方面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使印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面临分裂和衰弱的风险。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常把“文明”一词挂在嘴边，但它只关注印度教文化，而不是整个文明。而那些被印度教意识形态蒙蔽的人无法看到更全面而宏大的文明图景。

　　同样，没有文明视角的民族主义也会把人引向一条死胡同，让人在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对国家边界上发生的事件做出仓促反应。另外，那些陷入民族主义言论的人也无法摆脱怀疑和敌对的循环，无法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的逻辑前提和提出背景。

　　如果印度人甚至不能理解文明衰落的本质和条件，又怎么能指望重塑文明的伟大呢？

　　英国对印度做了什么，它和其它殖民列强也联手对中国做了同样的事。英国对中国发动两次“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从本质上讲，大英帝国是一个毒贩国家，通过军事力量强行将毒品推销给一个并不愿意接受毒品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印度种植的，像塔塔这样的印度商业巨头参与了贸易，而印度士兵也被用来中国反抗。英国人用一个被其征服的东方文明去压迫另一个尚未被征服的东方文明。

　　中国没有忘记自己的百年屈辱，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殖民列强迫使中国签下一份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每个中国小学生都学过这段历史。这种历史感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信念，即他们将恢复被夺走的伟大，并且保证不再有任何外国势力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

　　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手同遭受的苦难已详细讨论，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两种文明何以逃过一劫并生存下来——答案是人口规模。之前在谈论文明身份属性时曾提到人口规模，而殖民掠夺的背景更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两个文明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殖民压迫，此后，殖民者离开，他们重获独立地位。这并非偶然——两个国家的解放要归功于他们的人口。如果中印人口规模没有这么大会发生什么？看看新大陆的遭遇就知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新定居者而言美洲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人数相对较少，达不到实现文明存活的临界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而这些土地从文明性质上说已完全西化。

　　新西兰也许是特例，本土人口恰好达到生存所需的临界数量。毛利人足够强大，数量足够多，可以避免被完全消灭，但还不足以驱逐外来殖民者。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僵局。如今这两种文化共存，新西兰也许是唯一一个属于西方文明，但又在半平等基础上与本土文化分享权力的国家。

　　如果不是人口规模庞大这一重要文明特征，西方殖民者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印度或中国。大部分原住民很可能已经被消灭，现代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成为白人国家，原住民被限制在保留区内。而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文化只能存在于那些简短的纪念演讲中。例如那些致敬西方商业文明到来前的“土地的传统所有者”的简短演讲，这在澳大利亚十分常见。

　　仅由于人口体量这一共同的文明特征，这两个现代民族国家仍然保持着完整本土人群的文化身份，这个现象发人深省。

　　所有这些历史只是无关紧要的过去吗？众所周知，西方内部的领导权已从英国传到了美国，西方社会也在变得更加进步，今天的西方已不再是从前对东方进行奴役和羞辱，或在另外的地方对土著居民实施种族灭绝的殖民者。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有必要重提旧怨吗？我们就不能让历史随风而去吗？

　　我们的态度其实取决于西方是否真已发生改变。西方声称自己是印度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将支持印度对抗来自中国“扩张主义”威胁。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西方再次上演“分而治之”的老把戏，让这两个曾经的文明巨人相互对抗，以保持西方自身的领先地位？在地缘政治权力算计中，政治体制无关紧要，因此印度和西方之间共享民主传统的情感“纽带”，只不过是掩饰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的幌子。

　　大量证据表明，西方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打败任何挑战者，在世界事务中保持领先地位。例证之一就是，尽管西方仅占世界人口的12%，但西方作家和智库的大多数文章和书籍都在谈论西方如何“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而不是西方应该如何将权力让渡于新兴经济体。这是因为，一个不再由西方制定规则或发号施令的世界，对从政治领导人到普通公民的每个西方人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

　　试想，如果印度和中国的立场互换，印度综合国力远超中国，西方现在还会与中国结盟以遏制印度吗？这就是“分而治之”的游戏。事实上，西方根本没有改变。他们的先人地掠夺东方的财富和荣耀，他们一代人却戴着更文明的面具，但却始终不愿放弃继承而来的文明优越感。

　　虽然证据大多是间接的，但任何地缘政治史研究人员都清楚，西方理性行动方针是尽其所能保持自身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西方文明内部可能也存在分歧，比如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形成了排外的特权小圈子，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始终是“他者”，被用作相互对抗的棋子，绝不允许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挑战者。

　　所以，从文明叙事的角度看，所有印度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站不住脚。这对印度政策有什么启示？

　　一是生存问题：种族灭绝、政治解体都将使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例如前苏联或南斯拉夫。

　　二是压制问题：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外部压制，无法获得本来完全可能达到的权力、财富和国际地位。

　　三领土完整或内部安全问题：一个国家领土可能被其他国家占有，也可能面临诸如等安全威胁。从长远角度看，这些威胁造成的损害有限，但却会产生不成比例的严重心理冲击。

　　可以肯定地说，印度民族国家并未面临任何形式的生存问题。然而，领土完整却不断受到威胁，内部安全不时受到等事件的破坏。这些状况却能够占据新闻头条，严重分散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注意力。

　　但目前，对印度最大的威胁是压制印度不能达到发展上限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像生存或安全威胁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很难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而，这种倍受压制的状况自泛印度文明衰落以来就长期存在。

　　其实，与领土完整或内部安全受到的威胁相比，压制上限产生威胁要大得多，但却更难辨识。如果你的钱包被偷，你会立即发现并感到愤怒，但如果百万财富被悄悄转移，而你却不知道这是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即使损失要大得多，但你仍会傻傻满足于当下，不知道你本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为全面认识这一威胁，就必须理解，从古代到500年前，印度洋一直是全球经济中心，繁忙的贸易路线将非洲、中东、远东相互连接，而半岛型的南亚次大陆像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一样嵌入印度洋。因此，人们期望印度成为一个海军强国，甚至成为印度洋上最强大的国家，完全掌控从非洲东海岸到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广阔水域。历史上，朱罗王朝海军具有远距离投射兵力能力，这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但今天的印度到底怎么了？它缩在次大陆一隅，无法作为海上强国在印度洋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区内发挥文明国家应有的作用。当前印度洋周边国家人口总合达25亿，是全球的三分之一。然而，印度在自己“后花园”却无存在感，而美国等西方大国则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这一例子充分表明，压制问题是长期伴随独立印度的积弊。

　　这就是为什么文明史观如此重要。这样，人们就能明白自己曾经拥有什么，又被夺走了什么，这有助于未来准确甄别真正的对手和真正的盟友。这种文明史的世界观的转变势必剧烈影响印度对中国和西方的态度，还可能使印度的威胁认知发生180度的转变。

　　今天西方国家仍是印度的最大威胁，特别是盎格鲁文化圈内的国家。这种威胁的本质是，他们希望阻挠亚洲团结一致，以及打压区域内大国的竞争性崛起，因此必然不会承认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超级大国的宿命。如果这看起来有点牵强，不妨试问自己：如果印度重新确立其历史控制权，哪个在印度洋建立势力范围的大国将受到最大威胁？这个国家无疑就是印度最大的战略对手。

　　英国是导致印度文明灾难性衰落的唯一原因。这并不是在煽动人们憎恨英国，只是提醒人们实事求是，以此反驳“罪魁祸首是统治，而当代印度应该为此负责”的陈词滥调。

　　西方对印度的意图并不友善,他们与印度建立假惺惺的友谊都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西方的主导地位。在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印度必将成为炮灰。

　　“分而治之”正在文明层面上演。泛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两个历史上从未发生冲突的文明正在外界煽动之下彼此尖锐对立，以服务于第三文明即西方文明的利益。“分而治之”的历史正在重演，这一次印度人绝不能重蹈覆辙。

　　这些新答案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可以立即指导实践，为我们找到合乎逻辑的前进道路。

　　人们常常认为，政治决定必须应时顺势，而古老的文明史对当今冲突和合作并无太大影响。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没错。

　　然而，正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其《地理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一书中所述，即使是最现代的民族国家也无法抵抗决定其命运的历史力量。

　　因此，可能不是文明史本身对当今政策产生直接影响，而是曾经塑造这个文明的力量，仍会对该文明衍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产生长期影响，尤其是塑造其面临的抉择和限制。

　　为了具体化这一抽象论点，让我们来看一个把文明思维应用于国家战略方面的典范。

　　中国就是在现代世界运用文明思维的典范——中国不仅清楚自己的文明身份，而且还知道如何驱动其文明特性服务未来发展。

　　中国的文明身份起源于“中央王国”，这实际上是中国人身份一个不可磨灭的部分。“中国”二字本身具有表意特性——“中”，一个分割成两半的长方形，来阐释“中原”；“国”，以方框边界包围“玉”字表示“王朝”。传统意义上，中国君王的印章是玉石制成的玺，而国字框指代君王所辖领土。无论从象上还是音上，每当中国人提及他们国家的名字，都能想起自身的文明身份。

　　“中央王国”不仅仅是一个诗意或寓意化的词，在其现代释义中，也是中国的愿景——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枢纽。这就是中国的自我认知——中央王国无论在经济、文化，甚至可能在政治上都将成为地球跳动的心脏。中国目标是重回世界中心的位置，恢复强大和受普遍尊重的古老文明地位。

　　那么中国打算怎么来实现这一愿景？中国文明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让丝绸之路这一古老文明遗产重焕生机——古老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以“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方式重现生机，目标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贸易网络，并借此振兴中华文明，同时为其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动力。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丝绸之路都是“旧世界”文明架构的构成部分，涵盖亚洲、欧洲、非洲几大板块。“一带一路”倡议（BRI）对沿线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原本都曾就这一架构的组成部分，并曾因其而受惠。如今，它们可以通过与“中央王朝”合作而再次繁荣。这是一个令其他国家信服的愿景，因为它建立在真实的文明基础之上。

　　中国提供的双赢模式——在自身实现发展的同时，拉动“旧世界”所有文明共同进步。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架构中，以美国为首的“新世界”可能很难找到自身位置。这也难怪美国不仅视中国崛起为威胁，而且忌惮中国为实现这种崛起所采用的机制。

　　有趣的是，中国并不将美国视为其文明愿景的内生威胁。美国只是中央王朝东隔太平洋相望的一块新土地——一个潜在的贸易伙伴，仅此而已。然而，美国的文明认同基于“美国例外论”，因此被置于中央帝国的边缘本身对美国来说就是一种生存威胁！如果中国重建自身“中央王朝”地位，那么美国就需要学会接受自己并非“例外”，这对美国意味着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

　　会这样吗？我个人认为，中国愿景将取得胜利，因为它符合文明史的规律。反对它的国家是在违背这个规律，因此大概率将会失败。

　　从中华文明是泛印度文明的近邻，按照前者的范例，印度理应不难从自身文明史中找到类似的线索。

　　寻找一个像“中央王朝”这样简短又意蕴深远的词来描述印度的文明特征是有趣而富含创造性的任务，读者们可以一起思考解决。然而，这并非重塑印度文明命运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制定相关战略的必要前提。须知，一个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地理、规模、遗传、文化，印度文明命运也始于此。

　　第一，印度经济占全球GDP和贸易达到六分之一，这符合相同人口比例下的历史规律。

　　第二，成为印度洋强国，这实际上与印度战略地理位置和人口、经济规模相适应。

　　其实，阻碍印度实现触及这一美好愿景的是其自身不足，以及相伴而生的错误选择：

　　第一，虽然在内部树敌有利于特定政党赢得选举，但由此产生的社会撕裂却削弱了印度社会朝文明目标前进的动力。“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会失败”这句话蕴含丰富的智慧。

　　第二，与中国对立，以及与巴基斯坦对立，使印度在包围其陆地边界上消耗了过多资源，也分散了发展经济和海军所需的资源。

　　第三，与西方结盟无法激发印度的发展潜力，因为美国绝不甘心将印度洋主导地位让给印度或其他任何国家。印度不能指望靠自身力量把美国赶出印度洋，而需要利益一致的强大盟友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第四，比起立志做“世界导师”（vishwa-guru）的抽象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领导泛印度文明圈国家更具可操性。

　　第五，要获得全世界尊重没有捷径可走。沉溺于过去，甚至吹嘘一通只会让印度成为笑柄。尊重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综合国力提升而来，没有人会尊重一个贫穷无力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多丰富。

　　印度需从俾斯麦——现代德国的缔造者——的国家建设战略中汲取关键经验教训。在短短7年内，俾斯麦先后对丹麦、奥地利、法国取得3场决定性军事胜利，成功将多个日耳曼国家团结在普鲁士周围，最终建立德意志帝国。

　　从俾斯麦的战略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在于，当一国在与多国处于紧张状态时，必须分清主次矛盾。

　　第一，印度必须终止绵延不绝的内部冲突。这场冲突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所谓的内部敌人也大多是凭空建构而来。为此，印度首先应援引文明共同体中的和谐因素以弥合内部分裂。所有印度人同属泛印度文明，而非所谓“印度教文明”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构建产物。印度和基督徒不是敌人也不是外国人，而是和印度的印度教徒一样是印度人。印度所有宗教、种姓、语言都是泛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内部统正是“俾斯麦计划”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第二，印度未来应与其他欧亚国家——例如伊朗、俄罗斯——结盟，并在中国领导下共同反对西方霸权。西方国家，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国家，是东方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亚洲团结起来挑战西方统治是“俾斯麦计划”的第二步。

　　第三，印度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增强实力，从而带领泛印度文明国家摆脱中国影响，并形成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圈。泛印度文明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中国主导是“俾斯麦计划”的第三步。

　　泛印度文明内的诸多国家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印度一开始通过陆路向罗马出口黄金和香料，后来海路贸易量超过陆路。如今，印度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威胁而非机会，再次表明印度决策者对文明史一无所知。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被视为：一是同样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二是同样遭受西方剥削的同胞；三是熟悉的贸易伙伴；四是印度夺回昔日荣光所需的强大潜在盟友。

　　如果中国成为印度的敌人，那是因为印度将中国视为敌人。如果印度愿意成为中国的盟友，中国必定欣然接纳，就这么简单。两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存在结构上不可调和的分歧，两个和平共处了几千年的文明间也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是西方为缺乏安全感的印度人量身定做的，编造事实很容易，但不幸地是，它已将边界小冲突催化为现在持续怀疑和敌对的局面。

　　实际上，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的，这种威胁的对象却是西方。西方和中国之间冲突本质上是零和博弈——如果中国赢了，西方就输了。然而，印度的情况与西方不同，印度可以走西方没有的双赢道路。印度可以选择与中国结盟并实现繁荣。

　　必须认识到“无法实现文明潜力”对一个国家的危害，远比领土完整或内部安全受到的威胁更严重。如果一个国家能用部分领土换取恢复其文明地位，那么这种代价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民族主义”的膝跳反射却恰恰相反。对那些欠考虑之人而言，微小但有形的损失远超庞大但无形的收益——他们宁愿让自己国家陷入没完没了的纷争僵局，也不愿“放弃一寸土地”。

　　从文明的角度看，像1962年印中边界冲突显得微不足道。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能够重拾地缘战略地位的文明复兴，哪个更加重要？为什么后者要被前者牵着鼻子走？合作与协调难道不比相互猜疑带来更多红利吗？印中边界争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恶化，而且开始变得越发棘手，但这本是明智的政治家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必须向中国出让领土，这只是说印度应将对华结盟的潜在收益置于比领土更高的位置。

　　中国很可能将印度的结盟意愿视为交换条件，按照先前提出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只需保留已有领土，而不必交换新领土。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其实能被轻易化解，而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成为你的朋友。

　　与此同时，其实战线已经划定。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国家，已经强化联盟以应对中国对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这样看起来，QUAD只是烟雾弹，AUKUS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已紧密团结在一起。

　　说白了，印度站错了边。它无视历史，与那些试图压制东方古代文明并使其难以翻身的国家沆瀣一气。其实，印度应理应与中国密切合作，确保欧亚大陆的伟大文明，包括波斯、俄罗斯，能够重新崛起，并在占据全球一席之地。

　　印度一些不负责任的分析师若无其事地谈论同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开打“两线战争”，他们显然不了解这将对印度造成多大危害。印度不应为两线作战，而是为各方和平做充分的准备。

　　与中国结盟才是正确方向，我指彻底结盟，而不是在东西方两种对立势力之间保持中立。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都与中国站在一边，它们所组成的欧亚大陆堡垒将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文明力量的冲击。

　　不结盟绝非明智战略。印度需要理解西方如何真正看待亚洲——亚洲的崛起让西方黯然失色，西方对此的自然反应就是挫败或至少推迟这种崛起。因此，西方才是印度的战略对手，虽然印度没必要对其宣战，但它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应明白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必然的内生冲突。

　　今天，印度拒绝与其天然盟友携手合作，这使西方欣慰和窃喜，因为印度在不知不觉中配合了西方“分而治之”的地缘战略游戏。其实，印度应该转换立场，而且越快越好，这样未来的基调就会由消极变为积极。

　　事实上，东方现在有机会对西方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一边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半心半意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国家，另一边是欧洲国家，两边已出现裂痕。欧盟正在犹豫，是跟随美国的强硬路线反对俄罗斯和中国，还是与后者保持贸易往来。如果印度能为中俄站台，那么欧洲就会更有勇气对美决裂，并加强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东方集团的合作。这将孤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削弱美国，从而挫败美西方的遏制战略。

　　与中国结盟可以立即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边界争端，不仅是中印边境纠纷，还包括印巴边境纠纷。这将使印度获得亟需的喘息空间以发展经济。

　　印度曾在与巴基斯坦的谈判中表明，愿意接受印巴控制线（LOC）作为两国边界。印度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理由是该倡议下辖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途径克什米尔“争议”领土。这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旦印巴控制线正式成为国际边界，印度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缓和印中关系也能促进印巴问题解决。中国能够深刻影响巴基斯坦政策，而“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势必遏制巴基斯坦对印威胁，因为中国不希望它所构建的贸易网络受任何冲突干扰。印巴关系将迎来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

　　更进一步说，印度应该认识到其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重新确立自己在中国和罗马——既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重要联系。印度应该提出通过喀喇昆仑公路，将“金四边形”国家公路网与“一带一路”连接起来，向中国开放13个印度港口，确保中国与印度洋间联系畅通，同时获得通往欧洲的陆上大通道。这两个亚洲巨擘之间的协同将使双方都受益匪浅。

　　不仅如此，印度还能从中国“剧本”中汲取经验。通过嵌入中国经济，一旦未来关系恶化，印度将能有效束缚中国。正如西方国家发现自身经济和供应链离不开中国而无法对中国采取任何强硬措施一样，如果印度出对了牌，中国有一天也会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处境。

　　在清楚地理解自身文明命运后，印度还可以与中国讨价还价以分得一杯羹。印度从此无需时刻关注陆地边界纠纷，而是通过谈判让自身在印度洋地区地位得到中国认可，因为这是对印度全方位支持中国对抗西方的回报。这样，每个文明都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与其将中国的“珍珠链”视为一种威胁，印度应寻求成为项链的坠饰，并代表东方文明维护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安全。

　　一旦印度和中国携手合作，我们将看到一个和平、稳定、基础设施稳定发展、南亚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新时代。

　　在未来，随着西方威胁被击退，而亚洲走出西方主导的阴影，东方文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竞争地区影响力，从而进入一种持续的“竞合”状态——今天的伙伴有几率会成为明天的对手。

　　除了囊括南亚和东南亚的泛印度文明、辐射东亚和东北亚的中华文明，欧亚大陆上还有在亚洲西北部的突厥文明和亚洲西南部的波斯文明。

　　在这些文明中，中华文明由于其人口和财富规模，似乎将成为主导，但其他文明也有独到的文明认同。因此，无论中华文明多么富足和强大，也难以将其他文明通通融入其中。

　　作为印度人，我认为印度需要制定一个俾斯麦式的计划，不仅能在当下与中国“喜结连理”，而且还能够在未来需要的时候灵活的“一刀两断”。

　　强者相互尊敬。如果印度要获得中国真正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因联盟而受到重视，它首先需要增强自身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取决于经济增长，而印度需要在与中国和平相处的几十年里发展自身经济。这是中国“剧本”所提供的又一经验，中国曾对西方采取恭顺态度，并以此获得发展自身实力的宝贵时间。

　　作为泛印度文明的旗舰国家，印度必须提升自身文明的品牌价值，使次大陆和东盟其他几个国家认可泛印度文明的身份认同。这就是共同文化认同有助于赢得朋友和影响它国的原因。举个典型例子，泰国人是佛教徒，印度尼西亚人是，菲律宾人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共享泛印度文明的根源，能够被强大和繁荣印度所吸引。

　　凭借足够的外交智慧和软文明力量，印度甚至能把巴基斯坦从中国影响力下解脱出来。文明认同能够战胜意识形态，例如将乌尔都语视为泛印度文明的一种语言，而不外来语，将助于凝聚共识和建立友谊。

　　从表面上看，这可能与印度教意识形态中的沙文主义“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概念相似，但他们有一个关键区别：民族国家之间的友谊建立在统一的文明认同基础上，而不是煽动孤立分裂的政治宗教认同。如果印度希望有一天能将一批泛印度文明的国家——而非仅仅是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尼泊尔——团结在周围，并是他们摆脱中国主导，它就需要强调文明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目前印度的立场将制造越来越大的风险。无论西方如何不遗余力宣传“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且没有一点放缓迹象。在过去20年里，这种论调预测“崩溃随时发生”，但一次又一次被无情证伪。作为较小、较弱的邻国，印度盲信西方宣传非常危险。跟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变得空前强大，印度本已有限的行动空间将变得更为狭小。

　　中国似乎已经明白西方威胁的本质，以及中印携手应对的必要性，但印度未醒悟。

　　时机至关重要，当前中国正面临来自西方沆瀣一气、多管齐下的围攻，正需要印度的支持，而印度恰恰可以借机攫利。然而，一旦中国战胜西方，或者当它的实力实现又一个跨越之后，中国将不再在意印度的支持，而印度也将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

　　对于印度目前的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除了对文明认同和历史的无知，以及对相关问题缺乏思考外，找不出其他任何解释。这使得印度领导人和公民都容易被到其他大国操纵的肤浅叙述所影响。

　　印度这艘航船处于漫无目的漂泊之中，它的潜力和前途似乎永远被淹没，它亟需要找到方向，并坚定遵循贯彻一条路线以实现自身命运。

　　文明叙事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我们看透历史的无字天书，或意识形态的刻意操弄，并抓住事物本质。印度对文明身份的无知，在内部导致社会撕裂，在外部导致亚洲难以团结。正是这种无知使印度难以取得本应拥有的文明地位。目前，印度内部极化撕裂的社会和视中国为敌的短视，只会为其带来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和更加屈辱的外部挫折。

　　内部团结是印度改变命运的基本前提。所有印度人都需团结在共同的文明认同之下，而不是被宗派意识形态所分裂。

　　与此同时，印度人还必须认识到，一场邪恶的“分而治之”把戏仍在上演。在这个把戏中，印度人被告知，中国是敌人，而西方是盟友。这种洗脑普遍存在，非常恐怖。实际上，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对手是西方，而后者为了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始终拒绝承认中印的文明地位。

　　此后，印度必须壮大自身实力，等待时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为泛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身个人的位置。